《疯癫与文明》视角下疯癫形象者的困境突围与自我重塑

［摘  要］ 以《疯癫与文明》为视角，通过梳理疯癫在放逐、禁闭、服从时代受理性规训的发展历程，揭示其从边缘化到被完全控制的过程，探讨疯癫形象者的困境与出路。研究分析权力规训机制下疯癫者的话语权、身体自主权和时间感知权被剥夺的异化困境，提出从消除偏见、重建认知以及瓦解理性霸权、重构主体意识两方面助力疯癫形象者打破禁锢、实现自我重塑，为理解疯癫现象及改善疯癫者处境提供理论思考。［关  键  词］ 《疯癫与文明》；疯癫形象者；理性驯化；权力规训；异化
引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疯癫始终是一个特殊且复杂的议题。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为我们剖析这一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疯癫形象者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对待？又面临着哪些困境？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深入挖掘背后的权力逻辑与社会意义，探寻疯癫形象者走向新生的可能路径。一、被理性驯化下的疯癫发展史“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但在未来的三个世纪，它们将用一种奇异的魔法召唤出一种新的疾病，以另一种狰狞的鬼脸，等待着社会清洗和排斥的习俗卷土重来。”［1］1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待精神病及疯癫者的方式不断演变，背后是理性对疯癫的驯化。福柯对疯癫的研究，始于中世纪麻风病人的消失。当时，为应对大量麻风病人，基督世界建立了众多麻风病院。但到中世纪末，麻风病人一夜之间神秘消失，这并非是医学进步，而是被隔离。这种隔离手段，后来成了控制疯癫者的方法。（一）放逐时代这一时期，人们对疯癫的看法模糊且带神秘色彩，“愚人船”是对待疯癫者的主要方式。疯癫者乘坐“愚人船”从一个城镇漂泊到另一个城镇，过着流浪生活。福柯认为，“愚人船”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代表着人们对疯癫的权力控制；另一方面，体现了一种过渡。那时人们认为水有净化功能，能清除疯癫者身上的污秽。“愚人船”的存在，让他们远航成为一种社会区分和过渡，延续了他们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1］8这种看似温和的放逐，实则是通过空间隔离和象征性净化，完成了对疯癫者最初的“他者化”塑造，将其排斥在正常社会空间之外，奠定了后续规训的基础。（二）禁闭时代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疯癫与理性对立，为巩固理性地位，疯癫者受到管束和惩罚，被禁闭起来。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失业者、放荡者、穷人和疯癫者被禁闭在一起，成为免费劳动力，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禁闭所通过劳动来达到对疯人们进行道德训诫的目的，使被禁闭者进行劳动自救。”［2］福柯犀利地指出，这种强制劳动并非出于经济考虑，而是一种深刻的道德矫正术。劳动被赋予赎罪和规训的双重功能，疯癫者的身体在无尽的生产活动中被驯服，其时间被完全填充，思想被彻底压制。此时，疯癫被视为非理性，与理性完全对立。大量疯癫者被囚禁在总医院、劳动院、福利院等机构。与放逐时代相比，禁闭时代的疯人失去了自由，被当作野兽和兽性的存在。理性通过囚禁疯癫构建权力，疯癫成为理性地位构建的牺牲品。“在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中，理性占据了主导性和支配性的地位，作为理性意志表现形态的观念、制度和秩序等都展现出来对疯癫这种非理性意识的排斥。”［3］
（三）服从时代18世纪末，伴随着对疯癫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把疯癫者从禁闭所和牢笼中解放出来，成立了专门的精神医（以上为100页）院来试图治疗疯癫者。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但福柯却认为把疯癫者安排在精神医院实际上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邪恶的景象是造成每一个敏感的心灵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惧、仇恨、厌恶等各种强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而这些情感都能引发和加重疯癫。”［1］226
首先，在图克建立的精神医院中，他用宗教和道德的手段治疗疯癫者，要求疯癫者一方面要严守宗教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还要遵守各种行为规范，如果疯癫者不遵守就会被赶出精神医院并接受社会的毒打。福柯认为，这样的规范使疯癫者的心灵永久处在巨大的恐怖之中，不断保持着自身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让疯癫者永久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在图克创立的休养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义下肆虐。”［1］229这种内化的恐惧机制比物理枷锁更为有效和持久，它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疯癫者自我监控和惩罚的源泉，实现了权力对身体更深层次、更隐秘的控制。其次，皮内尔把精神医院变成一个完全的道德场所，通过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和神化医务人员来加强对疯癫者的管理。“皮内尔创立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1］249因此，精神医院建立的真正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医治，而是为了惩罚和规训。最后，精神医院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在精神病人和医生之间，医学变为司法，治疗变为镇压，疯癫者被进步的科学技术不断惩罚，而随着精神病学成为医学分类中的独立分支，疯癫也被正式视为一种疾病被整合进社会结构中，不再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威胁，理性宣告了对疯癫绝对而彻底的胜利。疯癫在不同的时期受到理性规训的程度不同，在中世纪时期理性还未彻底觉醒，对疯癫者的态度也相对缓和；到了古典时期，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疯癫者被大量禁闭在暗无天日的地牢，控制他们的社会活动；最后在现代社会，精神医院成立，疯癫者被彻底视为一种精神异常的人，精神医院医生看似对疯癫者实现精神救赎。而实际上，疯癫者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折磨，肉体上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双重折磨下艰难度日。二、权力规训与疯癫形象者的异化困境疯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与理性秩序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疯癫并非自然的病理状态，而是权力与知识共同建构的产物。从放逐、禁闭到现代精神医院的建立，社会对疯癫的规训经历了从显性暴力到隐性控制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疯癫者被系统地剥夺了话语权、身体自主权和时间感知权，其主体性被彻底瓦解，沦为被异化的“他者”。（一）权力规训的机制：从肉体禁闭到知识控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考察了疯癫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处境，揭示了社会对疯癫的规训如何从显性的暴力压制转向隐性的知识控制。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权力运作方式的演变，也暴露了理性秩序如何通过制度化和知识化手段实现对疯癫的全面支配。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尚未被完全排斥，反而与神秘主义、艺术甚至智慧相关联。疯癫者的呓语有时被视为对世俗虚幻的警示，甚至带有某种先知色彩。然而，随着古典时期的到来，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柯指出：“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的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个奇特的强力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1］40巴黎总医院的建立标志着疯癫被直接视为一种道德罪恶，其功能并非医疗，而是司法与行政的延伸。这一时期，社会权力通过强制劳动和宗教忏悔对疯癫者进行矫正，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可剥削劳动力，同时将疯癫归因于“道德堕落”，要求其通过忏悔换取救赎。19世纪以后，疯癫被重新定义为精神疾病，医生成为新的权威。通过诊断标签如“癔症”和“偏执狂”，疯癫被纳入科学分类体系，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科学论文、医学教材和诊断手册共同建构了疯癫的病理化叙事，并将其塑造为“客观事实”。医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以科学术语解释症状；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疯癫者进行道德评判。疯癫者被权力-知识机制重塑为“患者”，其反抗行为被解读为“病情恶化”，从而进一步合理化规训的必要性。（二）疯癫形象者的异化困境在权力规训机制下，疯癫者被系统地剥夺了主体性，沦为被异化的“他者”。福柯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权的消除、身体的物化以及时间的殖民化，将疯癫者从主体降格为客体，使其成为规训体制下的“非人化”存在。这一过程既是理性秩序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必要代价，也是现代文明暴力本质的集中体现。在中世纪，疯癫者的语言尚能与宗教神秘主义形成某种张力，愚人船上的呼喊甚至被视为对尘世的警示。然而，17世纪禁闭所的兴起标志着疯癫者话语权的彻底（以上为101页）丧失。巴黎总医院的高墙隔绝了疯癫者的声音，其语言被贬斥为“非理性杂音”，仅能通过神父的忏悔仪式获得有限的表达权。19世纪后，医学诊断书取代了疯癫者的自述，谵妄被分解为“幻觉”和“妄想”等病理学碎片，疯癫者的独特性被简化为疾病分类表中的代码。这种转译实质上是对话语的殖民——疯癫者的语言被理性社会视为无意义的噪音，其主体表达被彻底剥夺。 疯癫者的身体同样也被异化为理性秩序下权力直接书写的载体。“规训权力致力于对身体活动加以细致入微、全面彻底、持续不断的控制，以便将他们建构为效用和驯顺的特殊关系。”［4］古典时期的禁闭所通过锁链、饥饿惩罚和强制劳动规训疯癫者的肉体；现代医学则以“治疗”为名，将疯癫者的身体转化为“可调控的机器”。18世纪伯利恒医院的疯癫展览更是将疯癫者的身体异化为观赏对象，游客像参观动物一样审视其怪异行为。这种展示不仅是对身体的羞辱，更是对主体性的彻底否定。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身体的异化。他们运用抗精神药物，以治疗为名通过化学干预调节疯癫者的情绪波动，表面上用药物解放了被禁锢的肉体，实质上将疯癫者的肉体转化为可调控物，剥夺了其对痛苦和快乐的主控权，强行将其扭转至理性秩序下的“正常人”这一范畴。无论是在禁闭所还是在精神医院，疯癫者的时间感知均被权力切割为可管控的碎片。在这种制度中，时间不再是一种自然流动的体验，而是成为权力精心设计的规训工具。17世纪的劳动疗法通过机械重复的动作摧毁其内在时间感；现代精神医院则通过严格的日程安排剥夺其对生命连续性的体验。这种时间规训使疯癫者异化为被动服从的机械存在物，这种时间殖民化的本质，是权力对生命节奏的强制性重构。当疯癫者的时间体验被简化为治疗、活动的机械循环时，其作为人的时间性存在就被异化为可预测、可控制的物化状态。福柯揭示的这种时间政治学，不仅适用于精神医院这一特殊场域，更预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时间规训机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对时间的控制体现了现代权力最隐蔽也最有效的运作方式：它不满足于控制空间中的身体，更要通过控制时间中的生命来确保规训的彻底性。当疯癫者失去言说、行动与感知时间的权利时，其作为人的存在本质就会发生异化，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活死人”无异。“理性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没有疯癫的立足之地。”［5］然而，理性秩序的锁链并非密不透风，疯癫者的反抗从未消失，其走向新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三、疯癫形象者走向新生的蜕变之路在理性主导的历史进程中，疯癫形象者长期遭受边缘化、被规训与异化，深陷困境。但是他们走向新生的蜕变之路始终存在，要从社会认知与主体意识层面消除对疯癫形象者的偏见，瓦解理性霸权主义，助力疯癫形象者打破禁锢，实现自我重塑与新生。（一）消除偏见，重建认知在《疯癫与文明》中，社会曾将疯癫者视为异类和威胁，通过驱逐、禁闭等方式将他们边缘化，最后囚禁于精神医院，这看似是对疯癫形象者实行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使作为非理性代名词的疯癫者屈服于社会中的理性人。这时的疯癫者作为一种客体，区别于社会理性主体的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首先需要解构疯癫病理化认知范式。正如雅斯贝尔斯认为，“现象学要求我们将疯癫视为人类生存的某种可能形式，而非单纯的病理偏离”。［6］其次需要辩证地对待疯癫者的日常行为模式。一方面人们对疯癫的片面理解往往局限于其在社会中的一系列非正常的表现行为，要使疯癫者去边缘化，需要辩证地看待疯癫者的日常行为，不仅要客观地认识到疯癫这种非理性的外在表象，而且要深入了解导致疯癫形象者疯癫的生理、心理等内在因素，认识到疯癫形象者并非道德败坏或被诅咒的人，而可能是受到了严重的心理、生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个体，避免仅根据表面形象就对疯癫形成刻板印象。最后，要意识到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随着医学和心理学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疯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人们不能再将疯癫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行抵抗，而是应该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更新对疯癫的认知，摒弃对疯癫形象者过时的、片面的、错误的观念。这要求我们进行一种认识论的转向：从将疯癫视为需要被“治愈”或“消灭”的客体，转向将其视为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可能表达，理解其特定的感知模式、情感强度和生存逻辑中可能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对理性社会的批判性启示。消除对疯癫者的认知偏见即疯癫不是一种病理，而是一种现象，从认识论的角度解构疯癫病理化趋势，要辩证地看待疯癫者的日常行为。（二）瓦解理性霸权，重构主体意识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与理性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界限，人们通过愚人船的方式使疯癫形象者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这个时候他们是自由的个体。然而进入古典时期，理性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宰疯癫这种（以上为102页）作为非理性的存在物的生命，疯癫与理性再无交流，禁闭也成为疯癫者的唯一归宿。到了现代，理性与疯癫的关系彻底破裂，疯癫者也成为末日审判的对象，“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7］。理性通过三个时期对疯癫者的不同态度来加强自身的独一性，从而建立一个理性霸权主义的社会。通过驱逐、禁闭等方式排斥疯癫这种非理性而确立自身权威，不仅削弱了社会中的非理性因素，而且强化了理性的至上性。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非理性最后臣服于理性，但在理性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中没有疯癫的位置，同样理性也无法进入疯癫的世界。理性与疯癫绝对对立并逐渐吞噬着疯癫企图使疯癫理性化、正常化，但通过权力机制将疯癫形象者关进理性的囚笼这种极端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疯癫理性化的，因为理性始终将疯癫作为一种客体来对待。解构理性的霸权地位就必须重估非理性的合法地位。尼采的超人哲学将强力意志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生命驱动力，让人们不再追求绝对真理，而是聚焦于生命的扩张与自我超越。“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作理性主义传统的始作俑者，认为理性主义的扩张扼杀了人所独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虽然可以塑造出能力出众的天才，但是这样的人缺乏激情和创造力。”［8］尼采的超人哲学将疯癫转化为价值重估的武器，其“上帝已死”的宣言实质上是通过认知越界摧毁理性的神学根基。简单地说，超人哲学与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正是挑战理性权威地位并重估一切价值的武器，理性失去了神学基底也不再具有至上性地位。“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9］疯癫作为社会异化的产物其本质是权力对人性的殖民，这种异化既暴露了理性秩序的暴力性，也为人类认知提供自我批判的镜像。疯癫被当作一种病理现象，被科学和权力结构所定义和控制，剥夺了其主体性，使其成为他者。而重构疯癫形象者在社会中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要用现象学方法替代病理化诊断，承认疯癫作为生存经验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主体间性关系，打破疯癫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使理性与疯癫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化关系，而是“强调人是作为主客体的统一而存在的，而社会与历史是统一的，因此要找到各个独立的、封闭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从一个总体性的角度来看待。”［10］
结束语在理性主导的社会进程中，疯癫形象者长期面临诸多困境。从历史上的放逐、禁闭到现代被视为疾病管控，他们的主体性不断被削弱。正如文中所论，要消除对疯癫者的认知偏见，辩证地看待其行为，重估非理性价值，重构主体意识，才能为其带来新生希望。这不仅关乎疯癫者个体的命运，也促使社会反思理性的边界与权力的运用，构建更包容、平等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与理解。参考文献：［1］［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唐荣荣.《疯癫与文明》：失声的疯癫［J］.名作欣赏，2024（9）：179-181.［3］韦宇婷，辛熙恒.福柯“反抗规训权力”的解放之路批判：基于马克思权力观的视野［J］.大庆社会科学，2024（6）：64-70.［4］陈子衡.福柯后期的系谱学理论分析：以《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7）：177-179.［5］平原.堕落的理性与被压抑的疯癫：解读《疯癫与文明》［J］.文教资料，2020（7）：43-44，68.［6］金寿铁.精神病理现象与人的综合理解：卡尔·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中的哲学与精神病学观点［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0（10）：105-114.［7］王锟.福柯的理性批判思想研究：以《疯癫与文明》为中心的考察［J］.黑河学院学报，2024，15（12）：51-55.［8］骆徽.“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性批判及当代启示［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5）：30-39.［9］刘北成.福柯史学思想简论［J］.史学理论研究，1996（2）：87-94，160.［10］王紫.探析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J］.西部学刊，2024（23）：130-133.作者简介：陈一雷（2000—），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基础理论。作者单位：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2.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